微刊│总第期
关于养生保健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若干话题
文/卤素（青海）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保健，毕竟人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连串完整的数据，那么健康是1，其他如位子、票子、房子、妻子、儿子等等都是1后面的0，如果前面的1没有了，后面纵然有再多的0，这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比喻很形象地说明了健康在人们幸福指数中的基础地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而愈加牢固。
现在朋友圈里不时有人转发养生保健的各类秘诀，有宣传锻炼身体的，有介绍合理膳食的，有推介保健品滋补的，也有提倡清心寡欲无为而治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各个说得都有理。有时候真感觉到自己身体某部位有点不舒服，想按照上面提倡的某一方法调理调理，可是刚有了念头，思想又陷入混乱，究竟哪种方法更适合于我，又不敢贸然尝试。问了几个专家，专家们的意见也莫衷一是，专家甲说，大病往往是从不起眼的小病转化而来，治病的原理重在“早”字，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故扁鹊望见桓公面黄肌瘦而远避之；专家乙说，现在的疾病谱比之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心因性的疾病占主导地位，所以治好病的良方首先是调整好心态，小病小恙无需药物治疗，只要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和日常的身体锻炼就行了；专家丙说，病从口入，故治病的原理是三分药理，七分饮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实现健康的有效捷径。这些话似乎都是奉为圭臬的经典之语，无容置疑，可是具体到某人某病，我们该何去何从？两年前一些营养大师横空出世，某位大师曾宣称绿豆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媒体也跟踪报告，社会上一大批人受此蛊惑，成了营养大师的铁杆粉丝。后来查实这位营养大师连医师资格证都不具备，甚至没有丝毫医学基础知识，全凭一条如簧妙舌骗人财物而已。由此，我想到现在好多人已把健康长寿当作美好生活的重要目标而孜孜以求，尽管有时面对五花八门的健康项目推介广告感到迷惘，但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的健康理念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向上向好的变化。这与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医疗方式不可同时而语，健康理念已扎入人心，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逐步实现。
中国的养生学源远流长，《黄帝内经》里有很多养生学问，强调养生要合乎自然，与四时相符合，并详细罗列“十要十忌”的养生方法，这些方法今人还在沿用。但封建社会时期，养生恐怕是皇家贵族、官僚阶层、地主富商的专利，与广大老百姓毫无关系。广大老百姓连温饱都解决不了，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遑论养生保健？倒是皇帝佬爷们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剑走偏锋，不循正道，迷信江湖术士仙丹妙方，长期服用铅丸媚药，倒弄了个短命夭折的结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那时，死亡的最大杀手是各类传染病和机械性伤害，广大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况，身体发育不良，体质孱弱，一遇伤风感冒，便卧床不起，那时候50岁的人算是高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通过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当时我国还有一项震惊世界的伟大创举，就是在广大农村牧区建立了具有互助共济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即合作医疗，用世界上最低的费用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农民基本医疗问题，实现了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从60年代到7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到年底，全国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划方面非常有效，保证农村牧区的患者在早期就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并且进一步巩固基层卫生组织。记得小时候我得了感冒腹泻之类的病，妈妈常带我到村卫生室看病，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一名中年汉子，中西医兼治，态度很和蔼，握着我的手腕号了脉，然后摸摸额头，就给我开药，药方很简单，去痛片、土霉素之类最常见，有时候打肌肉针，大概是病毒灵、青霉素之类的抗菌消炎药。别看药方很简单，可特别灵验，不到两三天，头痛发烧之类的症状全消失了，不像现在的药，挂上七八天的点滴仍不见效。
改革开放后，经济全面搞活，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合作医疗未能坚持下来，主要是随着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削弱，看病吃药完全变成了个人的行为，村卫生室关闭了，合作医疗像一朵秋风中摇曳的花，逐渐枯萎了。别说是农牧民，就是国家的正式干部看病，也难报销医药费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们享受的是公费医疗，门诊费用不报销，住院时先由个人全部垫付费用，出院后携带发票到县财政局按比例报销。可是当时全省的县级财政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住院发票交到县财政局后迟迟不见回音，一两万元的住院费用能报上五六千元已是很不错，而好多人的住院发票一直在自己的口袋里装着，时间长了揉得残缺不全也就放弃了报销。而在农村牧区，“小病挨，大病抗，医院里抬”成为普遍现象，“十头牛、万斤粮，一场大病输个光”，也是当时农牧民看病的真实写照。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中期，我在都兰县参加工作不久，村里一名大哥盖自家的房屋时，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腓骨骨折，大哥一家4口人全靠他一人支撑生活，妻子是残疾人，腿脚不便，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尽管那时的医药费用很低，但大哥身无分文，无钱住院，找了个江湖郎中在伤口处包扎了一下，就在家调养。三个月后大哥能下床走路了，可是大哥形象完全变了样，两个腿高低不一，走路一颠一簸的，身体向后倾斜，似乎要跌倒，精明干练的作派不见了，人一下了苍老了许多。因为这，大哥的大儿子辍学了，过早地承担了家务。后来得知，大哥十多年前被纳入低保，现在靠低保收入生活。想当初，因一场外伤，一家人生活跌入低谷，至今想起来令人心酸。这不是个案，那时村里看不起病卧在床上听天由命的人还有好多。这与农村牧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形势极不协调。基于此，国家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在农村牧区建立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健康保障制度。
我想，人的一生中如果有一两件事可以拿出来值得向人炫耀，那么他的一生也不枉虚度。至今，我认为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参与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探索和试点工作，并取得成功。那是年，我在都兰县卫生局工作，省上将建立新农合制度的试点放在都兰县，我被任命为县新农合办公室主任。新形势下如何举办合作医疗，无先验可寻，全国也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此时的客观经济条件与六七十年代有天壤之别，老式的合作医疗是“一根针、一把草”解决群众常见病、多发病，而新时期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头痛感冒”之类的小病微恙，更多的是“癌症脑瘫”之类的疑难顽疾，同时，一些非传染性的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等慢性病扮演了“健康杀手”的角色，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将会继续加剧。其次是农牧民对新形势下开展合作医疗持怀疑的态度，当时农牧民每年要上缴多种税费，乡村两级政府不时有摊派，老百姓对收钱、集资一类的事特别反感，潜意识里就有一种排拆感，一听说合作医疗还要收钱，大家都远远地躲起来。工作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工作人员冒严寒、顶烈日，走家串户，反反复复做宣传动员，足迹踏遍了全县的农户帐房、田间地头，腿跑断了，嘴磨破了，但群众就是不相信，有时还遭到恶语围攻。我们的心被刺痛过，但工作人员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这项制度探索成功了，将会造福无数人群，持着这种信念，我们说，即使合作医疗是一座“南极冰山”，我们也要用真情温化。
几经挫折后，我们对合作医疗进行了冷静分析。新形势下举办合作医疗，并不是农牧民素质低、认识不到位，因为老百姓太穷了，穷得连病都看不起，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更需要建立高层次的健康保健制度，问题的结症主要是在筹资来源上。换位思考，就是国家干部，从公费医疗改为职工医疗保险，筹资上仍以政府为主，假如仅仅从个人工资中筹资，那么到底会有多少人响应？合作医疗试点失败的案例在全国太多了，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就这样，我们从县政府争取来1万元的合作医疗引导金，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个村开始搞试点工作，那个村不足人，工作难度不是太大。很快合作医疗方案也拿出来了，我们把政府的引导金和村集体的扶持金纳入统筹资金，把个人交纳的人均10元的参合金计入家庭医疗账户，建立了家庭医疗账户和社会统筹资金相结合的新农合制度，这在全国是个首创。那个村的合作医疗运行后，当年就有3名患者得到住院费用补偿，最高的达元，最低的达元。我们抓住这些受益家庭的典型材料，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很快，试点在各个乡镇铺开，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得到了政府的肯定。
年，我省各州市分别选择1个县搞新农合试点，那时，试点县的工作人员聚集在省城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合作医疗，各试点县都有自己的特色，尽管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艰难探索经历，但都取得了成功，青海的新农合试点工作为全国做出了榜样，省政府代表试点县在全国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此后的两年，各试点县对合作医疗方案进一步优化，更加方便了群众的就诊和报账，扩大了群众受益面。尽管合作医疗的人均总筹资水平仅30元，但在运作方式上显现出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更多的优越性。比如，县、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实行住院费用窗口结算式，已经具备了“先住院、后结算”的现代医药费用支付模式；新农合与特困人口在医药费用上实行“一站式”报账，真正解决了特困人口后顾之忧；各定点医疗单位对参合农牧民实行“一免七减”的优惠医疗服务，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这些成功作法，至今仍在沿用。
如今的新农合，已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二为一，统称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经撑起了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健康保护伞，管理部门已从卫生部门移交到社保部门，管理更加科学化了，人均筹集水平已达元，是初创时期的二十多倍，足可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相媲美。回首往事，我们曾在偏远、落后、贫困的地区，以“短梯子上高楼”的勇气创造了建立农牧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奇迹，靠的就是青海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新的精神，靠的是心无杂念为大伙谋福利的实干精神。
国际社会把人均期望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高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两个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70岁，比改革开放初期的65岁提高了12岁，婴儿死亡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1.02‰下降到6.1‰，中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中不能不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巨大贡献。如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覆盖了所有人口，绝大多数人已不再为看不起病而发愁。国家对特困人口、五保户、老年人等弱势人群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医疗救助制度，筑起了健康保障的第二道防线，从制度上保证了这类人群更加公平地享受各类卫生资源，全民公平地享受医疗卫生服务不再是遥远的神话，而是指日可待的现实。
要奔小康，必先健康。目前，健康意识已深入广大居民心中，养生保健，这类过去士大夫阶层享有的特权已渗入到寻常百姓家，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尽管有些人的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随众性，但人们对高质量生活方式的向往从未停止过，并从更高层次的需求上促进了健康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工程，为城乡居民医疗制度的提质和完善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奔梦路上，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不是药神》那样悲催事件再次上演。但愿世上皆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未来的健康保障事业是“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之中国“健康梦”初心的全面实现。
完
作者简介
卤素原名卢贤德，青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协会会员。门源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著有诗词集和长篇小说各一部。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诗词、小说、散文等两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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